一、钓鱼城遗产要素现状梳理与问题
既往工作中，对钓鱼城遗产要素的构成基本形成共识，主要有宋军遗存、蒙古军遗存、佛教遗存和纪念性要素等四类。2004年以来###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钓鱼城持续开展的考古工作，获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时空坐标和价值认知体系，以此为标尺来衡量既往的遗产要素分类，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要素梳理
钓鱼城的遗产要素与载体，除自然要素以外，人文要素有三套体系，可分为三类遗存。第一类是贯穿始终的名胜古迹，如护国寺、卧佛、千佛崖，九口锅等，前后延续上千年。宋元战争期间，这类遗存虽然也存在于钓鱼山上，但其始建和传承远非宋元战争所能涵盖，此类遗存是钓鱼城遗产的常态和主体。第二类是战争期间的城防设施，以山、水、城三位一体组成的城池防御体系，有城墙、城门、衙署、重要建筑群以及蒙元军攻城的地道等。第三类是汉代以来各时期的墓葬，特别是宋元战争之前南宋时期的家族墓地尤为丰富且重要。上述三类遗存均以钓鱼城特殊的山水形胜为载体，因此，对文化景观的重视与研究是钓鱼城寻求突###路径。宋元战争时期的钓鱼城前后存续大概40余年②，其后的600余年里，这里只有鱼山胜概（摩崖题刻）的美景和钓鱼城的虚名。“欲剔残碑寻战绩，苔荒径断种茫然”，明弘治七年（1494年），合川知府金祺对于钓鱼城的荒芜状况就发出过如此感叹。1854年，清政府为了应对太平天国残兵，在钓鱼山上新修了一座山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钓鱼城研究的热度和旅游业兴起，合川的相关管理者与研究者把晚清的山寨误认为是宋元的山城。这一时空认知的错乱是引起钓鱼城诸多问题的根源，遗产的真实性亟待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
（二）时空界定
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宋代和清代的城防体系方面。由于宋元山城影响力巨大，而战争结束以后，元朝政府对这批山城进行过大规模的拆毁，特别对钓鱼城，毁坏较为彻底，地面建筑荡然无存，仅存山城的基址，一直掩埋在钓鱼山的废墟之中。
晚清动乱时期，西南地区纷纷出现寨堡，合川也在宋末钓鱼城山顶环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较小的清代寨堡，规模仅与宋末的钓鱼城内城大小相若。两者之间，无论是战略思想，战术措施以及营造技术都有天壤之别。光绪四年本《合州志·禹湛·修钓鱼城募捐启》有载：“粤贼蔓延天下，去春奉上谕修寨练团，行坚壁清野法，实灭贼至计。适予自广安归，见州刺史，上城钓鱼城策，刺史以重大未许”。由于钓鱼城在历史上的影响巨大，地方官员对于重修钓鱼城极其慎重。从诸多地方文献看，至少在抗击白莲教时期，并无修寨行为。在抗击太平天国时期，也是几经周折才得以建寨。护国门原题榜上的年号是咸丰四年（1854年），因此1854年应该是钓鱼城地表山寨建成的准确年份。不过当时叫小寨门，如何变成了“宋代城门”，又如何依据明万历《合州志》所收无名氏著《钓鱼城记》所载的8座宋代城门的名称与8个清代寨门一一对应。我们通过多方追溯，也没有找到依据。钓鱼城时空认知错乱的影响延续至今，为钓鱼城后期研究和遗产要素的真实性认识留下了困惑。因此，作为军事山城的钓鱼城，宋城和清寨的剥离，无论是营城的理念、方法、技术以及遗产辨识、空间界定和刻度，都有大量的基础工作需要进行，甚至可以说，十几年的考古探索与系统研究仅仅是一个起步。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对钓鱼城传统认知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在今天，考古成果在钓鱼城研究中的运用也阻力重重。
（三）定位斟酌
由于要素梳理与时空界定等基础工作问题，导致对钓鱼###路径和定位，至今仍有一些模糊并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千百年来，钓鱼城都是巴蜀胜景，更多是作为名士宴饮游乐的地方。而战争是对这一名胜山形水势的特殊利用。即使作为战争载体的钓鱼城，山水名胜仍然是其本底特色。故此，以文化景观为钓鱼###路径不失为较好的选择。其次，在宋元战争初期，短短几年，营建20座山城，形成一套跨越几个省的山城防御体系，从区域治理和工程技术上是如何做到的，大有研究的必要。即使将钓鱼城独立出来单独观察，其城防也自成系统，由子母城和内外城等多重防御体系构成。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钓鱼城的空间分隔，地形应用，细节呈现，越来越让人叹为观止。其营城理念、方法、技术和成果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人地互适的巨大成就。在当年技术不发达、交通闭塞的时代，地处巴蜀的荒山峻岭中，山重水险，如何鸠工庀材，在一年左右的内完成如此鸿篇巨制、细节精良的城防体系？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与战区的体系支撑，制置使司等军政一体化的管理机制，成熟的工官管理机构与制度，军匠与民匠娴熟结合的经验与队伍作保障，如此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东方智慧的真实载体，如何深入地进行研究挖掘，使之成为由文化自觉上升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应该是钓鱼城研究的方向。其三，关于宋元战争，这场战争始于抗争终于融合，是草与禾，农耕与游牧之争的延续，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证据，而不是站在南宋立场对所谓抗击的片面强调。
二、考古支撑下钓鱼城遗产要素真实性重构
钓鱼城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始于2004年。截至目前，经近二十年的连续工作与研究，共发掘古地道###县衙、南一字城、九口锅、范家堰、大天池、大草房、薄刀岭、马鞍山、始关门、护国寺、土地岩、武道衙门和皇宫等14处宋元山城遗址点（图1），考古发掘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出土瓷器、陶器、琉璃器、铜器、铁器及石器等各类遗物万余件，由此对宋元钓鱼城****局及营建智慧的认知有了基础的支撑。以下分别对其中12处遗址点进行介绍。
图1 钓鱼城遗址考古发掘点分布图###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一）城墙遗址
城墙体系包括环城墙、内城墙和一字城墙。
1.环城墙
环城墙主要沿钓鱼山顶部外缘悬崖分布，环绕山顶一周闭合，总长约5810米（图2）。现存状况较为复杂，以悬崖峭壁为天然城墙，同时，在南宋、晚清、现代三个时期，均修建有上下叠压的城墙，交替共存。
图2 环城墙###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2.内城墙
目前发现东、西两条内城墙（图3），沿钓鱼山顶部五级至七级阶地边缘分布。西内城墙大多以天然悬崖峭壁为城墙，仅在近牛颈项城门处发现少量人工修筑城墙，长24米，高8～10米。东内城墙绝大部分为砌筑墙体，零星依托悬崖峭壁为墙，总长约900米。
图3 内城墙###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3.一字城墙
一字城墙自嘉陵江畔蜿蜒而上，直抵环城墙下，共有3条。环城墙以南为东、西两条一字城墙，两两相对形成封闭的南一字城；环城墙以北为北一字城墙。东一字城墙总长约400米，残高5米，墙基宽********米。西一字城墙总长约260米，残高********米，墙基宽5米。北一字城墙总长约800米（图4）。
图4 一字城墙###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二）城门遗址
钓鱼城遗址共发现4座宋代城门，分别为南一字城东、西城门，牛颈项门及午朝门。这些城门构筑方式多样，南一字城东城门、西城门为排叉柱式城门，牛颈项门为拱券式城门，午朝门为前拱券后排叉柱式的墩台城门（图5）。
图5 城门构筑方式###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三）水军码头遗址
水军码头共有3座（图6）。南水军码头位于南一字城遗址西南角。南临嘉陵江，北接西一字城墙，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部分暴露于地表，保存状况较好，平面形状呈近梯形，东西长86～********米，南北宽********～********米，残存墙体最高处********米。东水军码头位于南一字城遗址东南角，南临嘉陵江，北接东一字城墙，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状分布，平面形状呈近长条形，长41米，宽28米，揭露高********～********米。北一字城墙水军码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采石场采石破坏。
图6 水军码头遗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四）范家堰遗址
范家堰遗址位于钓鱼城西部的二级阶地上，地处圈椅状山坳地带，三面环山，一面朝江，背倚钓鱼山，北邻马鞍山，南依薄刀岭，西临城外悬崖，面朝嘉陵江，与高望山、牟山、虎头寨等隔江相望（图7）。遗址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呈阶梯状依次抬升。
图7 范家堰遗址位置图###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范家堰为修建于山前坡地上的一处大型建筑群，总面积约********万平方米，轴线方向为310°，以夯土包石构筑多级高台，自西北向东南层层抬升。建筑群分为公廨区和园林区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公廨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和两侧附属建筑组成，园林区以大水池为中心，环绕分布有大型房屋建筑、景亭、截洪沟及排水涵洞等（图8）。范家堰遗址给排蓄水系统自成体系，已发现的遗存包括水沟90条、滤水沟1条、散水3条、涵洞1处、水池9处及水窖1处，可分为四组，每组均以一条水沟为干沟，###路支沟汇入干沟中。众多水沟干支结合、纵横相接、上下层叠，又有散水、涵洞、蓄水池、景观池、沉砂池错落其中，共同织就了一张设****局精妙、功****网（图9）。
图8 范家堰****局图###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图9 范家堰蓄排水系统平面图###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五）大天池遗址
大天池遗址位于范家堰遗址北部，形制与范家堰遗址公廨区相近，亦由围墙、高台围合，具有明显的内向防御性，总面积残存约********万平方米。遗址发现高台、石墙、围墙、踏道、房址、排水沟、院门、券顶建筑、水池、水井等遗迹（图10），并出土灰陶鸱尾等大型建筑构件，目前发掘者对内****局有了初步认识。
图10 大天池遗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六）大草房遗址
大草房遗址位于范家堰遗址西北侧，背靠薄刀岭遗址北、西侧悬崖，地形为山脊和坡地，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呈缓坡状（图11）。遗址建筑遗存保存较****局基本清晰，出土一枚铜印章、大量琉璃构件及灰陶瓦当、滴水等，确认该组建筑营造时代为南宋淳祐时期或稍晚，应为一处佛教转轮藏经殿遗址，同时兼具医疗、医药等功能，为南宋佛教转轮藏和僧医、僧药文化制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此外，大草房遗址周边还发现有生产生活类设施。这是继钓鱼城考古发现军事设施、政治设施之后，首次发现宗教设施及生产生活设施，填补了相关空白，进一步丰富钓鱼城遗址南宋文化遗存内涵。
图11 大草房遗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七）薄刀岭遗址
薄刀岭遗址两侧均为悬崖，文献载“刀梁径窄，狭者无二，蜿蜒鸟道，侧目骇而神惊”，仅一小径可由牛颈项城门直通镇西门。在面向范家堰遗址一侧发现一段宋代石墙，长约115米，残存最高处近5米。石墙直接砌筑在山崖边缘的岩石上，条石内收丁砌而成。石墙东部保存完好，中部最狭窄处修建为内弧形，为宋元战争后期补砌，外壁修凿为规整平坦的斜面，西部逐渐变宽，形成一处平台。推测平台处应有瞭望、警戒类军事设施，石墙###路等遗存（图12）。
图12 薄刀岭遗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八）九口锅遗址
九口锅遗址经2011、2020、2021年三次发掘，揭露四组遗存（图13、14），其中第三组遗存属于宋元（蒙）战争时期，是一组以凸字形建筑为中心的建筑群。在牛颈项城门附近发现8块宋元（蒙）战争时期大型题刻，内容涉及钓鱼城建城、开庆元年（1259年）钓鱼城之战以及王立祠堂等，是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图13 九口锅遗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14 九口锅遗址崖壁立面图###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九）始关门遗址
始关门遗址位于钓鱼城南一字城内，坐落在五级阶地的悬崖上，薄刀岭下近50度的陡坡上。勘探试掘发现两处大型宋代房屋建筑，面阔约20米，为前后两进的建筑群。该组建筑不仅体量大、规格高、制作精细，而且独具特色，房址F1内前后柱础高度不在同一水平面（图15），F2则呈三级阶梯状（图16），其性质、用途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工作加以明确。
图15 始关门遗址F1平剖面图###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图16 始关门遗址F2平剖面图###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十）马鞍山遗址
马鞍山遗址位于钓鱼城西北部。勘探试###路、水池、房址、水沟、城墙、碑亭等遗迹十余处（图17），并出土一通宋代碑刻残件，其上文字全为宋代官职及人名。
图17 马鞍山遗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十一）皇宫遗址
皇宫遗址位于钓鱼城北部。该区域小地名为皇宫，故称皇宫遗址，内部还包含武道衙门、水阁凉亭、公馆土等小地名。经调查，皇宫遗址为一组大型建筑群，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目前清理揭露了一批前所未见的高规格建筑遗迹（图18），前拱券后排叉柱的墩台式城门，门道带水池的院门以及高台式井台围砌的水井等遗存均为首次发现，填补了该区域宋代文化遗存的空白，对钓鱼城的宋元战争山城防御体****局和结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于进一步织补、缀合和重构钓****局具有重要作用。
图18 皇宫遗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十二）古地道遗址
古地道遗址位于钓鱼城西北部城墙外缘，现处###路下，距地表深约5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唯一的一条蒙古军队攻城地道。地道在砂页岩山体中人工开凿而成，由主道和六条支道组成，已清理总长约********米（图19）。主道平面形状为略弧的长条形，剖面形状近倒“凸”字形，平顶、直壁微弧、凹形底，已清理部分长约23米、宽********米、高********米，近正南北向。据残留的錾凿痕迹推断，主道是沿山体边缘自北向南开凿，南端止于钓鱼城城墙下，北部被山岩塌方堵塞，尚未完全清理。主道两壁、顶部有六条支道，除支道E、B分别开凿于东壁、顶部，余支道均在西壁。
图19 古地道遗址地道平剖面图###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制图：赵振江、袁东山、胡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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