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二年）日记均佚”，姚氏抵渝具体未详。《日记》云，同治十年（1871）姚氏在京城，二月日记谈到了极乐寺、西直门，又，三月十三日姚氏“赴古楼查工。楼为京城最高处”，###县志》谓“同治八年，归安姚觐元备兵川东”，“同治九年任川东兵备道”，则误矣。同治十年辛未（1871），《日记》40页脚注谓：“此年日记据上海图书馆藏《弓斋日记》抄本整理，卷端题作《弓斋日记》卷之四，辛未，供职农曹。”农曹，即农工商部。姚氏任川东兵备道之，当依钱保塘撰、徐昌绪书《蚕神祠碑》之“同治壬申，我兵备道归安姚公以天子命来巡是邦”文字，即同治十一年。钱保塘、徐昌绪皆与姚觐元为挚友，《日记》中多次述及姚氏与钱氏、徐氏晤面往来，钱氏之言可信也。 光绪十二年（1886）张云轩绘《重庆府治全图》川东道署的位置，在重庆府城隍庙东，今渝###街南（图1）。道署的东辕门为出入要道，人称“道门口”。 图1 《重庆府治全图》川东道署位置 姚氏在渝期间，政声颇佳。光绪四年（1878）七月辛亥，姚觐元由川东道迁湖北按察使。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姚氏登舟离渝赴湖北，###街，出太平门……其兵丁民团相率而至者复数千人，皆依依不舍，有离别可怜之色，相对汍澜，哽不成语。至江干……登舟。”数千人依依不舍姚氏离去，可知姚氏在渝深得民心，是良吏也。 一、姚觐元在渝倡养桑蚕、振兴文教 姚氏来渝后，推广种桑养蚕。光绪三年（1877）七月二十四日，“浮图关民###市，即日批准”。同年十月，“光绪丁丑余于佛图关创建蚕神庙，乡父老大悦，具牒请于庙###市，且请名。余命###市。”由《日记》知姚氏数次亲赴蚕神庙勘察地形、视察工程进度。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初十，姚氏曾“寄钱兰陂信，代撰《蚕神》。”钱兰陂，即钱保塘（1833－1897），浙江海宁人，字铁江，一字兰陂，咸丰九年（1859）举人，历任四川清溪、定远、大足、###县。学问淹博，著述等身。 姚氏从老家浙江请来养蚕高手，在佛图关一带种植良种桑树，并养蚕、缫丝。光绪四年姚氏离渝之年，在佛图关建起了“四川重庆府蚕神祠”，祠在佛图关内大城门左###市场上面），祠今已毁。 有蚕神祠砖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下简称“三峡博”）。砖长********厘米，宽14厘米，高8厘米，上烧有字，阴文楷书“二品顶带四川分巡川东道兵备使者加布政使衔归安姚觐元造四川重庆府蚕神祠”，砖侧阳文篆书“光绪三年正月作”（图2）。前述姚氏请钱保塘代撰《蚕神》，而由徐昌绪书写碑文，此即名闻遐迩的《蚕神祠碑》（图3），“三峡博”、重庆图书馆（下简称“重图”）藏有《蚕神祠碑》拓本。《蚕神祠碑》亦是书法范本，民###市面有拓本出售。因佛图关是姚氏首倡蚕桑的示范之地###县人民将佛图关一带称为“姚公场”，亦称“姚公乡”###县志》云，姚觐元“又树桑浮图关，劝民蚕，起蚕神###县人遂名浮图关为姚公场焉。” 图2 “三峡博”藏蚕神祠砖拓本 图3 “三峡博”藏《川东蚕神祠碑****局部） 姚氏在渝振兴文教，自费将家藏《三韵集》、《韵类篇》、《礼部韵略》在渝翻刻刊行。又据天一阁藏书楼之秦石鼓宋拓本，制成石鼓文碑，置于府学尊经阁。石鼓文石版今尚在，存于“三峡博”（图4、5、6）。姚氏参拜重庆府孔庙后，知庙中礼乐器“靡有存者”，决定将礼乐器一一备齐，同治十三年（1874）重新置齐了礼乐器，有簠、钟（图7、8）等共计404件，“初用礼器，觐元所造也。”，如铜簠内铸有铭文“重庆府文庙礼器，同治十有三年川东道姚觐元造”。姚氏撰文并书写《重庆府文庙重置礼器碑记》，以记其事，碑立于孔庙棂星门左。孔庙的部分礼乐器今藏于“三峡博”。 图4 “三峡博”藏姚觐元造石鼓文石版（之一） 图5 “三峡博”藏姚觐元造石鼓文石版（之二） 图6 “三峡博”藏姚觐元造石鼓文石版（之三） 图7 “三峡博”藏姚觐元为府孔庙造铜簠 图8 “三峡博”藏姚觐元为府孔庙造铜钟 二、姚觐元与“石鱼”文字及《枳杨府君神道》 因姚氏好金石，故其好友、官吏们皆搜罗碑刻拓本送姚氏，《日记》载光绪二年（1876）正月二十日“宣牧遣人送到石鱼题刻一分，计八十五种”，二十二日“涪州吏目沈芝茂松如送到石鱼题刻一分，以拓手不精，且只二分，不敷分赠也。别遣程忠至涪，督刘匠槌拓”。二月十一日“倩云墀诸君录石鱼题名记”，十三日“文静山送到石鱼题刻二分”；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寄吴地山信，为拓石鱼事也”。光绪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约钱圌山、兰陂二大令朝餐，属撰《涪州石鱼题记考证》”。 光绪元年（1875）涪陵白鹤梁“石鱼”出水，姚觐元题记云：“光绪乙亥冬，鱼出，岁其大稔乎？喜而记之。二品顶带布政使衔分巡川东兵备道归安姚觐元。”该石刻拓本今藏“三峡馆”。（图9）有关石鱼文字著作，有《涪州石鱼题名记》，署名“钱保塘编”，收入《清风室丛刊》中。《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署名“姚覲元、钱保塘同撰”，收入《古学汇刊》中。《所见录》中，凡姚氏考订之文字皆在。又，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有石鱼文字百余种。钱保塘（1833－1897），字铁江，号兰伯，《日记》中多次提及。叶昌炽云：“归安姚彦侍丈备兵川东，访得石鱼题名数十通。释其文而考之，得书一卷。自彦侍丈归道山，公子公蓼继俎，其稿本恐为蠹蚀矣。石鱼者在夔巫江中，水溢则没，水涸则见，亦滟滪堆之类也。非水落时不能拓。土人以鱼之出没，卜岁之丰俭。”所谓“得书一卷”，指《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公蓼，姚觐元之子慰祖，字公蓼。 近年出版有《巴渝石刻文献两种合校》《白鹤梁题刻辑录》《三峡国宝》《水下碑林白鹤梁》等书。 图9 白鹤梁“石鱼”姚觐元题记 光绪四年（1878）七月姚觐元授湖北按察使。是年八月初九，姚氏“读邸抄，七月初四日，觐元蒙恩授湖北按察使”。九月十六日，姚氏###路赴成都，又###县、嘉定府（乐山）###县、叙州（宜宾）###县###县、泸州###县，再回到重庆。十一月十六日登舟离渝，“至洛碛，于浅滩之上仁寿桥畔访得晋碑一。”“碑在江北厅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布溪之仁寿桥（在洛碛上五里）畔土地祠侧，土人云道光二十八年淘金者于江滩沙中摸出，重立于此。……（十一月）十六日，舟过洛碛，以千钱购取，载之而行。石之中扁方，上下缩如柱，若‘中’字然。柱六楞方，石下作二人形，若负荷状，顶有华盖，顶至踵约高八尺。出土时已折而为二。刻文在上截，高尺许，横尺有□寸，所谓中扁方处也。文七行，行七字，笔意古拙，似爨宝子。”姚氏所谓“访得晋碑”，即晋隆安三年（399）《枳杨府君神道》（下简称《神道》，图10、11），文字为：“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守之曾孙。隆安三年岁在己亥十月十一日立。”姚氏谓《神道》“在江北厅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布溪之仁寿桥（在洛碛上五里）畔土地祠侧”。“三峡博”藏有《神道》拓本，拓本边有戴亮吉跋：“此碑在吾乐碛鹿背溪，晚清出土……原碑被川东道宪姚彦侍（觐元）载去……（觐元）殁后，其家收藏为两江总督端午桥囊括而去。”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谓：“原石在###县，为人凿去，归归安姚氏，后归端方，又归周进，今藏故宫。”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故宫“石刻馆”展出，笔者曾亲见之。此《神道》书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由隶书向正书转型时期的见证物，世称“隶正书”，与《爨宝子》运笔声息相通。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枳杨府君》《灵庙碑》《鞠彦云》，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姚氏谓《神道》“笔意古拙”，康有为谓“由隶变楷，足考源流”，皆高识也。戴亮吉（1883—1966）###县（今重庆渝北区）人，日本山口高等商校毕业，民国年###县参议会议员，工诗文，郑文焯（叔问）女婿，1951年将继承郑文焯所藏的万余册线装书捐献予重庆图书馆，1959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三峡博”藏有《神道》拓本两件：一为姚氏之子慰祖手拓本，钤有“慰祖手拓”“归安姚觐元大叠山房藏吉石之印”二印，民国间为汪云松所有，1957年汪氏捐献予重庆博物馆；一为戴亮吉家拓本。《神道》又载于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续录》《九钟精舍金石跋尾甲编》《希古楼金石萃编》《居贞草堂汉晋石影》。 图10 故宫博物院藏《枳杨府君神道》 图11 “三峡博”藏《枳杨府君神道》拓本 古代文人多喜好金石之学，如刘喜海（字燕庭），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延榆绥道迁四川按察使，广搜蜀中碑版及拓本，成《三巴金石苑》（又名《三巴孴古志》、《三巴汉石纪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燕庭金石丛稿》，实乃四川历代石刻文字目录，并出版《石刻史料新编》丛书，该《稿》收入丛书第三辑第三十二册内。姚氏亦同刘喜海，《日记》详记在渝搜集碑版拓本之事，如东汉建安六年《吹角坝严季男摩崖》、梁天监十三年《鄱阳王萧恢题记》、隋仁寿二年《信州金轮寺舍利宝塔下铭》、北宋建中靖国元年黄庭坚《西山碑》等等。姚氏曾为《三巴孴古志》编目，成《金石苑目》，手抄本一册，今藏国家图书馆。光绪三年九月初五日，姚氏在川东道署“地中得淳祐钱六枚，砖三块，一曰‘淳祐乙巳东窑城砖’，正书作二行，阴文直写，是宋物。”彭大雅去蜀当在淳祐元年（1241），则此砖乃彭大雅去渝后四年所造，为彭大雅在重庆筑城时的城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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